7月26日至8月11日，第33届夏季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体育健儿厉兵秣马，蓄势待发，将再写辉煌。奥运会常设比赛中，有多项运动源自中国，如现代足球即起源于中国的蹴鞠，这已广为人知。同样，射箭、摔跤、皮划艇等项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也十分常见，这可以从绘画作品上得到佐证。

　　弓箭是先民狩猎捕鱼的工具，也是古代两军交战的武器。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曾出土一件石镞（石质的箭头），迄今已28000年，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先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射箭除被应用于狩猎和军事外，还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作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运动项目。清代王致诚（法兰西画家、传教士）绘制的《乾隆射箭图》，描绘了清代乾隆皇帝及随从在避暑山庄弯弓射箭的精彩场景。

　　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礼记正义》记载：“射之所起，起自黄帝。”商代晚期，射箭与音乐、舞蹈、礼仪、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名为“射礼”的活动，强调以射御敌、以射选材、以射交流、以射育人。周代承袭商代的制度，射礼融入到了贵族的教育体系，“射”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位居第三，不仅具有竞技功能，还兼有益智、育德、修身等教化目的，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西周礼制规定，射箭是成年男子的必备技能，男子15岁就得练习射礼。

　　春秋战国时期，射箭的礼仪属性不断增加，人们以此陶冶情操、锤炼意志。魏晋南北朝时，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赛。《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记载，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华林园中曾举办“戏射”，百步之外，19名“运动员”对着一个悬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中矢者可获得酒杯，“奖杯”之名即由此而来。唐代武则天执政后，为选拔军事人才，朝廷专门设立了“武举制”，9项测试科目中，射箭占了5项，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宋代，出现了以练武习射的“弓箭社”，河北一带曾有弓箭手3万多人。明清时期，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成为一项兼具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精于射箭，每年秋季都要在木兰围场组织大规模的射猎活动，这也是皇帝检阅军队的一种形式。

　　王致诚的《乾隆射箭图》（纸本油画，纵95厘米，横213.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形象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试马埭“射侯”（即射箭）的史实。画面上，秋色浓郁、层林尽染，山石叠砌、溪水潺潺，文津阁的院墙外，乾隆皇帝身穿红装，雄姿英发，目视前方，张弓欲射；远处设置了高大的“侯”（即箭靶），突出了乾隆皇帝“一箭定乾坤”的帝王风范。整幅作品构图新奇，乾隆皇帝虽贵为一国之君，但画家并未将他放在画面的正中间位置，也没有一味地刻意突出皇帝的魁伟形象，而是运用焦点透视和明暗塑造手法，着力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情景，因而给人如同欣赏一张泛黄的历史老照片的真切感受。该画作后来一直悬挂在避暑山庄如意洲的双松书屋内。

　　1900年，射箭运动在第2届奥运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56年，我国也开始将射箭列为比赛项目。我国古代的传统射箭，从此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角抵是我国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开展的一种徒手竞力活动，参与者两相较量、角力搏斗，类似于现代的摔跤、相扑运动。角抵最初是训练士兵的一项作战技能，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的民间表演。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等绘制的《塞宴四事图》，以中西结合的写实风格，描绘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内设宴招待蒙古贵族、款待八旗将士时，一同观赏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诈马（赛马）、什榜（音乐）、角抵（满语“布库”，摔跤）、教跳（驯马）等四项表演的盛况。

　　角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朝初期，角抵是加强备战和增强战斗力的军事训练项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的角抵得到迅速发展，演变为融竞技与观赏、表演与游戏于一体的娱乐活动。魏晋南北朝时，角抵又称“相扑”。到了唐代，角抵日益兴盛，深受皇帝的喜爱。晚唐时，还专门设立了“角抵队”“相扑朋”，其中，宫廷角抵是皇室权贵消遣的表演项目，军中角抵旨在日常训练和选拔优等士兵，民间角抵则是百姓健身娱乐的竞技活动。角抵还东传日本，后来发展为日本的“国技”相扑运动。角抵在宋代风行大江南北，出现了“角抵社”“相扑社”等组织，首都汴京每年都举行一两次相扑比赛，甚至涌现出女子相扑。到了清代，满族式的“布库”与蒙汉式的“角抵”两者结合，将这项运动推向了高潮，朝廷专门设立“善扑营”，以角抵为职业的人被称为“布库手”。

　　郎世宁（意大利人）、金廷标等画家共同绘制的《塞宴四事图》（绢本设色，纵316厘米，横55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记录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阳节，在避暑山庄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狝”故事，而这年适逢皇帝五旬大寿。画面上，乾隆皇帝在官员们的簇拥下盘腿端坐于正中位置，各族首领和满汉大臣、士兵分列两侧，或站立或跪坐，凝神观赏前方正在进行的角抵表演。长方形的地毯上，两组选手身穿白布窄袖短衫，腰束长带，足穿翘首短靴，两两相对，以决胜负。左边一组早已扭打一起，难分高低；右边一组仍然相对而立，手臂张开，相互试探，跃跃欲扑。稍远的前方平地上，另有一组选手上身赤裸，穿着短裤，光腿赤足，犹在角力争斗；还有两人则在一旁的空地上叩头谢赏。地毯的上端，十位乐手席地跪坐，各持笳管、古筝、琵琶等乐器倾情伴奏，在渲染皇室仪式感的同时，营造出了赛事紧张、激烈又欢快、轻松的氛围。

　　整幅作品构图繁复，场面宏大，笔法严谨，刻画细微。四周青山环抱，古木苍郁；人物的神态和动态，细腻逼真。画家综合运用西洋油画的透视和明暗技法，并融汇中国传统绘画的勾线填色和工笔线描技法，造型精准，形神兼备。画面上端，由大臣于敏中行书乾隆皇帝御制《塞宴四事》诗四首并序，书画并茂，相得益彰。

　　龙舟是指画有龙形、雕刻龙纹或制作成龙的形状的船只，源于先秦祭神（河神和水神）活动。划龙舟，又称赛龙舟，一般是在狭长、细窄的船上，多人划桨前行，以先到达终点者为获胜，与奥运会比赛项目皮划艇相似。元代画家王振鹏绘制的《龙池竞渡图》，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东京汴梁西北的宫廷后苑金明池，观看龙舟竞渡的盛大场景。

　　划龙舟是我国传统节日上巳节、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后来演变为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水上娱乐活动。相传战国时期，每年五月初五，楚人以划龙舟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但实际上，早在屈原之前，划龙舟就已在吴、越、楚等国出现。东汉《事物原始》记载：“竞渡之事，起于勾践，今龙船是也。”南北朝时期，划龙舟颇为盛行，发展到唐代，已成为一项隆重的赛事。为裁定名次，举办方在水面的终点插上长竿，竿上缠绕鲜艳的锦布，称为“锦标”“彩标”，以率先夺得锦标者为胜，这也是“锦标赛”名称的由来。

　　唐代画家李昭道的《龙舟竞渡图》，描绘了当时宫廷赛龙舟欢度端午的热烈场面。北宋徽宗时期，汴梁城顺天门外（今河南开封城西北）金明池内，每逢三月初三上巳节，都要举行赛龙舟活动，百姓竞相观看。画家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生动反映了皇帝与吏民观赏金明池中龙舟争标的盛况。唐宋以后，赛龙舟已然成为每年端午节的固定项目。彼时，龙舟竞发，鞭炮齐鸣，鼓声喧天；河江两岸，百姓蜂拥，呼声如潮，赛龙舟俨然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

　　王振鹏在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绘制的《龙池竞渡图》（绢本水墨，纵30.2厘米，横243.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北宋崇宁年间农历三月初三，金明池内外龙舟争标、万民争睹的壮观景象。卷首表现了御座大龙舟在4艘龙头、虎头船的前后摇旗护送下，昂然前行；卷中，水殿楼阁、平台拱桥相连，水秋千等竞技表演次第展开；卷尾，宝津楼雄伟奢华，巍然矗立，宽阔的水域上锦标飞扬，12艘龙虎船上，桨手各执棹橹，奋勇争先，攀于船头的一位健儿，舞旗挥引，激情洋溢一时间，旗飞桨扬，万人喝彩，构成了一幅宋代皇家水上运动的壮观画面。

　　整幅作品构图开阔疏朗，线条细密繁复，墨线工整细致。以宝津楼为主体的金明池建筑群依湖而建，飞檐斗拱，鳞次栉比；20余艘大小船只精雕细镂，美观华丽；楼船巨舰与扁舟小船构造精美，比例精确；船上桨手人小如蚁，细若游丝，毫分缕析，形象生动。旌旗猎猎，桨橹奋动，急驰的舟船和众多人物的活动，为龙舟竞渡增添了紧张激烈又欢乐祥和的气氛。

　　1984年，由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龙舟大赛在香港举行，龙舟赛从此正式列为国际比赛项目，实现了从传统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赛事的成功转型。2021年8月，在国际奥委会支持下，中国龙舟赛作为展示项目，进入东京奥运会的皮划艇赛场。今年，中华龙舟赛将再度以表演项目亮相巴黎奥运会，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持续发力，凸显出龙舟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

　　通过开设非遗技艺、趣味科普、作业辅导等多样化的课程，丰富未成年人的暑期生活，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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