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45周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乡镇企业曾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其中一些乡镇企业历经系列改制、变革,有了新面貌,焕发出新活力。步入新时代,祖国大地上吹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嘹亮号角,它们与时偕行,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特别选取了几位在乡镇中从事乐器生产的企业负责人,请他们讲述如何在改革的潮涌中奋力争先、激流勇进。
洛舍是一个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的农业小镇,但30多年前,当地人对钢琴还很陌生。1984年,我到上海出差,寻找合适的商机。上海朋友给我推荐了出口玩具钢琴项目,但由于需求量小、价值不高,我一琢磨不合适。后来朋友干脆鼓励我生产大钢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决定去考察一下。一看不得了,上海街上排了好长的队伍来买钢琴,2000元一架,还需要票,抢都抢不到。办钢琴厂,肯定有市场,但是技术怎么办?我又去请上海朋友帮忙物色技术人才。后来,我从上海钢琴厂找到了4位专家,并高薪聘回洛舍,湖州钢琴厂应运而生。
聚起了人才,引来了技术,湖州钢琴厂稳定下来,一项项工作走上正轨。1985年底,我们自主研发生产出“伯牙牌”钢琴,品质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与南京音乐学院教授的肯定。第二年,“伯牙牌”钢琴实现量产,1987年年产量达到250架。
20世纪90年代,湖州钢琴厂进行了改制。很多自主培养的技术人员出走,创办起一家家钢琴企业。
慢慢地,产业链齐了,钢琴产业真正成为洛舍的一张金名片。88个琴键,8000多个零部件,全都能在洛舍找到并完成组装。钢琴相关企业达到100多家,年产钢琴占全国总产量的七分之一,洛舍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钢琴生产基地。可以说,洛舍钢琴的黄金发展期正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同步。
伴随市场的不断发展,钢琴品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近4年,洛舍钢琴抓住机会,再次迎来腾飞。
2019年10月,产业园区内的乐韵钢琴与上海某老字号钢琴有限公司合作,不断推陈出新。甫一合作,乐韵钢琴立马着手研发设计,推出了3个系列,20多款钢琴新产品。老字号的名气加上浙江制造的质量,让新产品第一次试水就打出了品牌。这两年,也逐步打开了国际市场。
30多年前,洛舍钢琴靠“挖角”上海钢琴起家;30多年后,上海钢琴携手洛舍钢琴焕发新风采。可见,“浙江制造”洛舍钢琴的品质已经得到市场的验证。基于此,上海乐器鉴定所(德清)鉴定站也在洛舍挂牌,还建起了钢琴众创园,集聚一批钢琴相关企业“抱团取暖”。可以说,洛舍钢琴的产业格局、产业化程度、核心竞争力已经跃升到了新高度。
我退休十几年了,还是跟洛舍钢琴“藕断丝连”。我常常想,怎么让洛舍钢琴更上一层楼?正是洛舍钢琴人的坚守,把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989年,我在天津管乐厂制作乐器零配件。改革开放后,人们脑筋活起来,我谋划着开一家西洋乐器工厂。老家衡水武强县的周国芳也有类似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会儿,他还在周窝乡开水暖件厂,可以提供场地,而我能提供乐器配件的技术。于是,周国芳任厂长,我任生产技术厂长,武强县通达乐器厂当年就在周窝乡挂牌成立了。
生产西洋乐器,对于庄稼人来说是个难事儿。当时企业是典型的“六无”:无设备、无技术、无工人、无销路、无资金、无品牌。许多人嘲笑说:“农把式造乐器,能成事吗?”
于是,我们在一间破旧厂房里,没日没夜地摸索生产乐器零件的门道。偶然的机会,我们听说国内来了一个专做乐器销售的国外客商,便辗转了几个城市,最终找到了他。见面后,他大为感动,当即跟我们到厂子参观,并签下了厂里的第一笔大单——90支单簧管。
不过,当我们把一支成品单簧管拆开,看到这100多个或呈“S”形,或呈“Z”形的零部件时,立马傻了眼。没有模具,怎么办?我们试着用锉刀锉,用锯子锯,试图打磨出雏形。同时“节衣缩食”,高薪聘请外厂技术人员来传授技艺。经过几十个日夜的钻研,大家终于掌握了生产技术,提前完成了任务。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也迎来了打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国外某公司慕名前来订货。随后,我们开始接一些出口海外的大单子,企业发展越来越快。此后,英国、荷兰、法国等多国客商接踵而至,我们厂生产的乐器逐步成为国外采购商心中的抢手货。
进入新世纪,一系列现代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得到应用:新建科研中心、增加研发资金、改进交流合作服务,与30余家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品合作关系。此外,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厂子内部还成立了内贸、外贸两个营销部。
2012年,为追赶新时代的脚步,县里以我们的产业基地为基础,开始了一系列崭新规划:打造创意民宿、咖啡屋、乐器体验馆……一时间,周窝村成了集吃、住、行、游、购、娱功能于一体的音乐小镇。小镇先后举办了中国吉他文化节、大学生音乐节等活动,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
回首往事,我常常感慨,我和乐器厂的奋斗史,也是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一个生动注脚。在时代浪潮中,我们遇到了好政策、赶上了好时机,最后在这一领域站稳了脚跟,并且沉淀了不少经验。如今,我们生产的西洋乐器产品涵盖了木管、铜管、提琴、吉他四大系列的所有品种,畅销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件件金音制造的乐器,在世界各地奏响了美妙乐章。
如果在地图上看,长江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的红旗河到南通市如皋的焦港河之间,形成一个U字形的大弯,就像一把提琴上的弧形底部。说来也巧,泰兴市黄桥镇所处的位置,正对应着这把“提琴”上有“提琴心脏”之称的琴桥。
1968年,5名上海国营提琴厂的老工人分流回乡,一些老乡开始跟着他们学削琴头。这最基础的制琴技术,也是黄桥提琴产业的源头。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提琴厂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这是黄桥的第一个乐器厂。1973年4月,我进入原溪桥公社乐器厂的琴头车间当学徒。厂里规定学徒工6个月才能出师,我刻苦钻研,2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乡镇企业也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1983年,我当上了原溪桥公社乐器厂厂长。厂里形势不好,有54万元银行欠款。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连6块零5分钱的车票都无法在账上支取。为了“突出重围”,我算材料、算工资,反复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下定决心后,我一路辗转来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接到做整琴的单子。面对提琴厂负责人和竞争对手的质疑,我细数当时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和所有配件的技术参数,并表示“我做一把琴的成本只要现在的三分之一”。
虽然厂里还没做过整琴,但我心里有底。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路走对了。1985年原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的合同,签约当年厂里销售收入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
不过,当时的我们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有一次,我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乐器展销会,发现国外的制琴工艺水平很高,便没好意思拿出自己带过去的琴。为了迎头追上,我当时购买了不少国外的展品,对标别人、提高自己。后来,我再度参会,经过改良提质后的黄桥提琴终于给世界参展商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正赶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春节期间,国外某个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要求95种样品必须在2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期,我们硬是用了53天完成出货。惊讶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与我们联合成立了乐器公司。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制造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靠着质优价廉,我们的提琴销路很好。此时,黄桥镇大小提琴厂也多了,我们厂子中走出了60多个新建制琴厂的厂长,这些厂大致吸纳了3万人就业,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全球总产量的30%以上。
迈入了新时代,黄桥乐器产业也步入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我们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将普及琴的占比由原来的80%降至40%左右,逐步提高中、高档琴的产量。
如今,我们既建立了品牌价值,守住了市场份额,还推动乐器制造产业向乐器文化产业加快转型。从2017年开始,黄桥镇作为中国主会场,每年都在6月21日举办“国际乐器演奏日”,昔日古镇已然蝶变成一座“爱乐之城”。
我是90后,自幼酷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喜好诗词,系统学习过“经史子集”等著作,对古典艺术很感兴趣。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一家琴社从事古琴制作、演奏方面的工作。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学习斫琴技艺和演奏技巧。每次操作和练习中,小到每一个指法,大到每一道工序,我都下足了功夫。几年后,我除了可以制作出独具韵味的古琴,还熟练掌握了演奏技巧,并且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今,很多古琴爱好者和著名演奏家会慕名来我家琴社选购古琴。
改革开放后,村里办的企业逐渐多了,大家干事的热情也高涨起来,纷纷投身古琴生产之中。我的父辈们联合十多家周边以及全国多地的代理加工厂一起搞生产,古琴制作迈上新台阶。那时,村里产生了一大批“能人”,他们从外面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还钻研出高效便捷的制作方式,创新出很多产品,受到市场欢迎。步入新世纪,国家对外开放的大门更加宽广,我们也打算迎着这一场“东风”走向国际市场。比如,与国外制造商合作交流制琴工艺、参加国际音乐展览会等。
近十年来,市场供需、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给我们的生产与经营都带来了挑战。为了补齐技术短板,我们聚合各种资源,推动科技、绿色与艺术的深入结合,生产出更具创意和时代特点的古琴。为了紧跟市场形势,琴社还推出了定制化古琴,满足音乐家、演奏家对古琴音色和演奏体验的多元需求。
我在大学里学过企业管理,知道不少新兴商业形态。我和一些青年盘算着通过线下和线上直播等方式吸引当地高校的音乐类人才,来我们工厂参加古琴制作、演奏及教授古琴课程等工作。看到琴社发展好了,周边农民也纷纷登门学艺,他们的加入不仅让斫琴工艺有了传承,也为古琴产业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兰考县的一张张古琴,又重新释放新活力。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耿建扩、陆健、苏雁、崔志坚、陈元秋 光明日报通讯员 谢尚国、廖莹、黄建)